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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位置:首页 > 读者 > 2017年第9期

等信的马尔克斯

  马尔克斯又到楼下的门房去问,有没有他的信。没有。他给所有的朋友都写了信,没有一个人回他。他拉开床头的抽屉,里面已经没有一分钱。

  1956年,他被派往欧洲后,他供职的哥伦比亚《观察家报》被查封了,报社已经不可能寄钱给他。马尔克斯缩在“三个公学旅馆”的阁楼上,他交不出房租,也没钱吃饭。

  60年之后,我来寻访马尔克斯困守的这个小旅馆。小旅馆在索邦大学旁边一条叫Cujas的路上,门边的墙上挂着一个马尔克斯的小雕像。旅馆的小厅里有一个书架,上面放着法语版和西班牙语版的马尔克斯的书。1957年,马尔克斯在这里写出了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》。他说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。


昨夜,我竟然让女房客一宿无眠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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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马尔克斯这句话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。因为不是没有人给上校写信,而是没有人给他,给29岁的马尔克斯写信,确切地说,是没有人给他寄钱。

  马尔克斯已经饿得没办法了。他到处收集旧报纸和空酒瓶去换钱,或者捡法国人不吃的肉骨头、猪下水,拿回来煮一煮吃。即便这样,他还得写作。因为写作才是他的希望。

  他在写他的外公,那个每周去邮局等信的上校。他小时候是跟外公外婆过的。对于外公这个古怪的行为,他一直当成一个笑话。当他拿起笔的时候,他是想写一部喜剧的。可是在巴黎,在他天天等朋友们救济的时候,他把喜剧写成了痛彻肺腑的悲剧。

  马尔克斯的这部小说写成的时候,已经是1957年。他改了9遍。因为除了改小说,他也做不了其他事。他写得累了、饿了,就会下楼,到旁边的卢森堡公园里转一转。公园很近,离小旅馆只有几百米。

  我从小旅馆出来,往右拐到圣米歇尔大街。沿着这条街再往左走几步,就看到了卢森堡公园。就在这短短的街道上,在1957年,在一个下着雨的春日,一位穿着破旧牛仔裤、格子衬衫,戴一顶棒球帽的老人,生气蓬勃地走在旧书摊和从索邦大学走出来的学生当中。马尔克斯在街道的对面看到了他,认出了他,他用双手圈在嘴上激动地朝他大喊:“大——大——大师!”那人回过头,朝他挥挥手,回应道:“再见,朋友。”这个人是海明威。30多年前,他和馬尔克斯一样,在卢森堡公园用散步来抵挡饥饿。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相遇。

  我站在这些曾经为潦倒的海明威和马尔克斯遮风蔽雨的梧桐树下,突然间,仿佛洞悉了命运的秘密。

  马尔克斯在他的小阁楼上,几乎研读了海明威的所有作品,用他的“冰山理论”,写出了《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》。而就在此刻,海明威竟然真的从他眼前走过了。马尔克斯的激动,并不只是景仰,而是觉得他从海明威的手里接过了什么。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,海明威的时代结束了,另一个时代开始了。虽然人们意识到这一切,还要再等10年,等马尔克斯写出《百年孤独》。

  在小说里,上校卖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,妻子怕别人知道家里已经揭不开锅,放了石头在锅里煮。可是上校仍然不肯把那只斗鸡卖掉。他要等斗鸡上场比赛,他认为斗鸡一定能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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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那这些天我们吃什么?”妻子一把揪住上校的汗衫领子,使劲摇晃着,“你说,吃什么?”

  上校活了75岁——用他一生中的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75岁——才到了这个关头。他自觉心灵清透,坦坦荡荡,什么事也难不住他。他说:“吃屎。”

  那只宁可饿死也不肯卖的斗鸡,就是马尔克斯的文学梦。

  离开巴黎20多年后,马尔克斯重回他曾居住的小旅馆。当年走的时候,他身无分文,付不了房租。好心的房东没有难为他,只是祝他好运。现在,他刚刚获得诺贝尔奖,就专门来还这笔房租和多年的利息。可是,房东已经不在了,房东夫人还在。房东夫人流了泪,因为他是唯一记得来还房租的人。她没有收他的钱,她说:“就算我们为世界文学尽一份力吧。”

  (洛 洛摘自《扬子晚报》2016年8月16日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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