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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母亲的学生

  大概在十年前,我母亲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那人热情万分又不由分说地,把我的老父母架起来就走,弄到城中心一家颇豪华的饭店,山珍海味一通猛上,饭毕又恭恭敬敬地将两位老人家送回家里,反客为主地伺候了毛巾茶水,留下一地的土特产,才告退离开。

  我在电话里问母亲:“谁呀?谁这么大方?”她絮絮叨叨告诉我,这个学生叫邵水通,“文革”时的初三毕业生。初见面她根本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,后来,在饭桌上,经对方一再提醒,外加启发、暗示,她才记起了他的诨名:潲水桶。

  “想起来没有?我跟你们说过的,他上学时,我对他多好!结果呢,他反而嫉恨我,‘文革’时批斗我,揪掉我一撮头发!”

  母亲这么一说,我有印象了。这个人来自农村,怎么说呢,家境肯定是比较贫寒的。其实那年头,贫寒是中国人家的普遍状态,邵水通的家境不过是比班里其他同学更加贫苦而已。他个头小、面黄肌瘦,头发都长得稀稀拉拉,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。县中学食堂实行的是搭伙制,每人一个粗陶饭钵,自带粮食,象征性交一点柴火费,由食堂代为蒸饭。菜票却是各自购买,吃饭时八人一桌,桌上放一个热腾腾的菜桶,冬天白菜、夏天茄子,炖得烂兮兮、软乎乎,各人拿铁勺舀进自己饭钵子里,连汤带水混个假饱。吃到最后,每桌菜桶里多多少少要留下点老梗、黄叶之类。这时候,磨磨蹭蹭吃到最后的邵水通便开始“打扫战场”,挨桌去搬那些浸透汤水的沉重的菜桶,倾倒,喝汤吃菜之后,还拿手指头在桶壁旋转一圈,吮吸沾在指肚上的一星半点可怜的油花。这免不了让同学笑话,背地给他起个诨名,叫“潲水桶”。

  上到初二,邵水通的父亲去世了,听说是饿死的。按理说邵水通家里更加贫困,可他没有退学。我母亲替他申请到每月两块钱的助学金,他就用这钱买菜票。他每天蒸在饭钵子里的,不是大米,也不是麦糁或小米,而是受潮发霉的山芋干。

  后来,同宿舍的学生中开始隔三岔五地丢菜票。也不知道怎么的,同学都认准这菜票是邵水通拿了。也有依据:邵水通躲在宿舍里连吃了一星期的盐水萝卜干,这星期忽然有钱打菜了。

  就有学生反映到他们的班主任——我母亲那里。母亲不准她的学生把这事说出去。母亲的想法是,这种事说大也大,关乎品质;说小也小,长身体的孩子,肚里没油水,他饿得慌啊。母亲怜悯邵水通,她不想为了几毛钱菜票毁掉一个学生的未来。

  于是,她就做了一件说不上是愚蠢还是聪明的好事,她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五块钱,买了厚厚一沓食堂菜票,趁学生宿舍无人时,压到了邵水通的枕头下。

  如果真的是没有人看见,那也就罢了。偏偏那晚邵水通尿了床(顺便说一下,这个学生上到初中还有尿床的毛病),早晨他把被褥抱出去晒,将枕头掀开,皮筋裹扎的一捆菜票赫然暴露在大家面前。

  五块钱啊!一毛钱一张的菜票,有五十张之多。

  当时的情况,所有人都愣在宿舍里,每个人的目光都像箭一般地刺向了那捆菜票,准确而深刻。一两分钟之后,大家又哗地散开,急急忙忙地拉开抽屉、掏扯口袋,检查自己的菜票夹,拿出来,沾着唾沫星,一张一张地数。数完一遍,不能确信,回过头再数。这一切,都是当着邵水通的面进行的,丝毫也没有回避他的意思。那个可怜的孩子,那一刻孤零零地站在宿舍里,心里经历了怎样的孤独、悲伤和黑暗,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。

  在我母亲这儿,从那一天开始,她对邵水通的微薄的物质援助,一直持续进行,直到“文革”开始她被批斗被停发工资才被迫结束。援助的情况是这样:每天早晨,母亲在学校食堂买一个热腾腾的花卷,拿花手绢包着,锁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,到第二节课下课后,她走到教室窗口,招手喊邵水通出来,带他到走廊的僻静处,把那个已经微凉的花卷交到他手上,之后急忙转身,做贼一样回办公室。

  母亲后来对我们说,她之所以立刻就走,是不想看见邵水通感激涕零的样子,她做好事从来不求报答。

  “文革”开始,母亲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个儿。邵水通当上了“红卫兵”的小头目,负责看管他当年的老师们。每有批斗会,他便从牛棚里把那些个被批斗的对象押出来,一路拳打脚踢地轰到会场去。有一天轮到我母亲被批斗,押解途中,因为绳子勒得太紧,我母亲恳求他松一松。她喊他的名字:“邵水通……”母亲心里一定认为,她对他是有恩的,别的不讲,光花卷就给他吃了上百个,人不能不讲良心。

  就在那一刻,在母亲喊了邵水通的名字之后,他突如其来地发作了,豹子一样跳起来,伸手揪住我母亲的头发,哗地一下子,将我母亲仰面扯倒在地。母亲的一绺头发缠到他手上,鲜血从母亲头顶上流下来,淌了满脸。我想我母亲当年的模样一定超恐怖,所以邵水通自己也被吓着了。他惊吓之后的反应是更加狂暴,跳着、骂着,用脚尖拼命踢着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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