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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雷:叶企孙的咒语

  我少年时代的文化娱乐生活中,只有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两部战火纷飞的黑白电影。

  那个时代,还没有发明“抗日神剧”这个名词,一个少年也分不清政治与历史的因缘,我只是觉得日本军队凶残愚笨,中国抗日军民聪明勇敢。尤其是地雷,电影用人物和情节将它的威力放大到了原子弹的程度。

  我对地雷的全部认识通过民兵游击队的智慧留在了脑海中。一个浅薄少年对杀敌武器的兴趣只在于娱乐,而与它本质上的科学技术远隔千里。

  叶企孙和他的学生熊大缜,在我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之后,彻底颠覆了我对地雷的认识。

  叶企孙的人生命运,注定与一颗地雷交集。

  “七七事变”前的那些晚上,叶企孙在校园里看他的学生熊大缜教吴宓教授骑自行车。叶企孙是一个旁观者,他不需要用自行车这种工具代步。他一个人生活,经济条件宽裕,是清华园里最早拥有私人汽车的名教授。

  侵华日军的枪声,刹住了吴宓教授歪歪扭扭的自行车轮子;而清华大学,则成了一个战火中的难民,开始了曲折颠簸的逃难之路。

  在清华南迁的线路图上,天津是首站,然后坐船南下,转往长沙。

  叶企孙没有想到,到达天津之后,他遇到了一个同日军一样凶恶的敌人——伤寒。

  病床上的他,高烧不退,腹泻不止。熊大缜无意中拍了一张照片,真实地记录了叶企孙的病状:骨瘦如柴的叶企孙靠在圈椅上,头发蓬乱,神情憔悴,双目深陷,黯然无神。即使已经病笃,叶企孙仍然记挂着梅贻琦交给他的任务。许多次,他挣扎着坐起来,让熊大缜为那些滞留在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安排行程和交通工具。

  在天津,叶企孙和熊大缜迎来送往,吴宓、汤用彤、贺麟等教授和一批批学生在他们的安排下离开码头,只有熊大缜,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在叶企孙身边。

  这一年,叶企孙已接近40岁,却和爱情、婚姻无缘,他的独身主义,是延续终生的选择。一个没有儿女的知识分子,将对亲情的渴望,转移到了学生身上。熊大缜,正是叶企孙寄托亲情的一个学生。

  每年暑假,叶企孙带着熊大缜游历山水。那些人和山河融为一体的历史镜头,被熊大缜装在相机里。80年后,我在民国的黑白照片上看到了熊大缜和叶企孙的笑容,看到了熊大缜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条件下,用自制的胶卷,拍下的北平西山清晰生动的夜景。在叶企孙的鼓励下,熊大缜的摄影爱好,转化成了《红外光照相技术》的毕业论文。

  1935年夏天,熊大缜毕业了,叶企孙安排他留校以助教的身份教普通物理实验,继续研究红外光照相技术。由学生成为助教之后,熊大缜就住进了叶企孙的家中。

  在天津清华同学会住所的病床上,叶企孙听到了侵华日军进攻冀中的枪炮声;而熊大缜,则在叶企孙的病房外面,直接听到了抗日的召唤声。

  那一天,熊大缜参加了几个朋友的告别饯行,席上的话题,转到了“抗日”上。和熊大缜同住一个宿舍楼的同学孙鲁,更是慷慨激昂,恨不得立即开赴前线,上马击贼。

  孙鲁的激情是一粒火种,瞬间就点燃了熊大缜的热血。但熊大缜想到恩师叶企孙,他面前还有去德国留学和在长沙任教等几条道路,他不知道如何选择,他要看见老师指路的手指。孙鲁说,最好的路,是直接上前线杀日本人。叶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爱国救国,现在冀中正需要科技人才,去冀中参战,正是叶先生说的科技救国啊。

  熊大缜怀着这样的心思,终于在春节之后到达了叶企孙的身边。看见老师沉默,熊大缜心中忐忑不安,他知道,叶企孙只需轻轻地说一个“不”字,就会阻住自己通往冀中的脚步。然而,老师没有反对。数十年后,熊大缜的白骨已化成了尘埃,冤屈中的叶企孙,在“专案组”的淫威下,仍然客观地再现了这一刻的心情。

  “1938年春节后,有一天,熊突然告吾,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,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,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,是一位姓黄的(住北京西单附近某教会学校)介绍他去的;吾是不赞成他去的,但因事关抗日,吾无法极力阻止,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。几天后,他动身了。”

  这段在“文革”中的交代文字,深深隐藏了情同父子的师生感情。那段历史之外的人,感受不到叶企孙内心的疼痛。熊大缜走了,叶企孙的心突然空了。“熊到冀中去后,有十余天,我神思郁郁,心思茫然,每日只能静坐室中,读些英文小说,自求镇定下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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